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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语诗歌的困境与出路
来源:   作者:   浏览数:1334   更新时间: 2011/12/6 16:58:08
 

——“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2011”三人谈

来源:财新《新世纪》
转自:于坚博客
 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889207c0100ye3l.html

  诗歌与诗人正越来越退居到社会精神生活的边缘,这是不是真实的判断?诗
歌的困境在于创作者、读者,或者是它所借助的语言工具本身?
    主持人 刘芳
 
  这是世界诗歌界最为关切的话题。在11月10日至13日举行的“香港国际诗歌之
夜2011”上,来自世界各地的19位诗人,就大师与母语、词与世界、跨语际写作、
汉语诗歌的困境与出路等主题展开了对话。
   财新《新世纪》周刊特邀两岸三地汉语诗人罗智成、王良和、于坚畅谈诗歌
在本地的困境与出路。

 
罗智成: (台湾诗人,现任台湾中央通讯社社长)

   来香港之前,我刚从台湾花莲的太平洋诗歌节回来,台北诗歌节也在同时举
办。我感觉现在在台湾,诗歌的状况比较友善:诗人相对活跃,喜欢读诗的年轻
人也很多,有些忠诚度很高的读者,常常会先于学院和评论界关注诗人的创作。
前几天我还开玩笑说,这么多人来听诗,我们写诗仅有的孤独感都要没有了。
   这大概跟大陆的状况不太一样。我感觉到,在大陆写诗需要更勇敢,因为这
不仅是文学创作,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那比较像台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况,
诗有较明确的指向和反抗的目标:常对传统或者说主流的价值含批判态度,排斥
中产阶级的世俗趣味,关注内心的躁动,以及表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。在这个意
义上,选择诗歌创作并非只是决定一种文学工具,更是选择你要如何面对这个社
会。相比之下,现在台湾的诗更加生活化,更像是一种life style(生活方式)。
有时候最艰深的现代诗,可能也是最流行的歌词,比如说年轻人喜爱的方文山、
苏打绿都是这类。
   之所以如此,我想与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。一是教育,现代诗逐渐进入台湾
教材,作为考核学生标准的内容之一。二是媒体,上世纪80年代,台湾经历了理
想主义的媒体时代。很多媒体都致力于促进文化发展,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奖项都
不是官方的奖项,而是诸如联合报文学奖、《中国时报·人间副刊》的时代文学
奖等媒体奖项。这些因素的合力,使得文化人在台湾社会很受尊重。他们的穿透
力很强,如果在媒体上发声,其意见与共识会受到社会、政府的高度重视,因此,
他们的自信与社会贡献也越来越大。
   也因此,在台湾,文化人在引导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中,占据了很重要
的位置。他们描摹出通往美好生活的多种路径,比如有知名摄影师放弃大城市生
活,回到家乡种植有机稻米,这让整个台湾社会有更多的可能性。人们可以根据
情况自主选择,而不必在同一条道路上拥挤竞争,因此整个社会的心态相对从容。
这可能也是与当下大陆情况的最大不同之一。在大陆,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被认
为只有一条,那就是经济增长,所以房子越大越好,车子越贵越好,大家普遍有
一种焦虑感。
   当然,台湾诗歌也有自己的困境。在我看来,现在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们在写
作技巧以及各种实验方面都非常熟练,但是他们更需要面对的是:我们要拿这个
来干什么?时代的典范在变迁,到底要把自己安置在什么样的任务上面?在个人
风格辨识的问题上,我想他们还在寻找答案。

 
王良和:(香港诗人,现任香港教育学院中文学系副教授)
 
  今天两岸三地的情况大不相同,仅从我所知的香港部分来说,我觉得说诗歌
陷入“困境”并不恰当。
   我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诗歌,那时台湾的诗人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
学任教,立刻成为香港诗坛的中心。同时他也担任青年文学奖、中文文学奖等重
要奖项的评审,评选出来的获奖作品也都有点像他的风格。这类追求凝练、古典
风格的作品被大家称为“余派”,是否真正适应香港诗歌,当时诗坛对此也有讨
论。
  上世纪80年代,本土诗人逐渐崛起,如梁秉钧(也斯)、叶辉等,他们提倡诗
歌创作应根植于香港社会的市民生活,用平实的口语创作。这些作品有清晰的香
港本土意识,有时一首诗可能就写茶餐厅里的谈话,或者洁工扫地的情景,这与
余光中“与永恒拔河”的隽永风格很不相同。所以1985年余光中从香港回到台湾,
1986年梁秉钧从美国回来香港,香港诗风大转,转为提倡朴素、具象的现代派。
这从文学奖的评审风格可看出来。
   到上世纪90年代,大陆的黄灿然来到香港,介绍了很多海外译作。关梦南在
《星岛日报》创办“文艺气象”副刊,每日以整版内容介绍文艺内容,黄灿然在
此版面做了大量工作。1997年诗人廖伟棠也从大陆来到香港,在旺角的东岸书店
做店员,那时书店里有很多大陆诗集,比如张枣、西川的诗集都可以买到。可以
说那段时期,香港诗歌又受到很多内地诗歌的影响。
   现在香港诗歌的状况是,没有什么中心人物,但活跃、多元;虽然相对边缘,
但情况并没有差到需要大声疾呼的地步。相反,应该说现在的状况好多了。过去
我的很多写诗的朋友,连讲演的机会都没有,很多人只能做工,业余时间才关注
文学,但现在不少人可以靠创作为生,可以在大学或者中小学授课。此前中国语
文与文学课是分家的,认为中学生不怎么需要懂得创作,2000年左右的课程改革
开始教授文学创作与欣赏,预科文学考试也将文学创作列入考试内容;以前的中
学语文教科书也不选香港本土的创作内容,现在包括我的作品在内的诗歌都被选
中;包括这次国际大型诗歌活动,在过去也是不可想象的。
   香港诗歌有自己的一条路,它比较看重文学与生活的关系。对我们而言,你
自己生命中宝贵的经验,怎么狠下心去残忍地隔离?有这样的共识,是因为我们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反思,究竟是否要完全切断诗与读者的联系。现在大
家不再喜欢句句跳跃的风格,而是希望读者句句都懂,依然感动。
   所以台湾人大概都不欣赏香港诗,我们也不那么认可台湾诗。而大陆的很多
诗人都志存高远,认为要写前人都没有写过的诗,要把失去的几十年快点追回来,
要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;在这方面,香港很淡然。现在我们看诗只看一个点,就
是生活底蕴够不够厚,有没有你爱的人、人的生活在其中。
 

于坚:(大陆诗人 现任云南《边疆文艺评论》副主编)
 
  诗歌从来没有主流过。它就像金字塔的塔尖一样,是精神高端,自古以来诗歌
史就是一部边缘史。但它因为边缘而不朽,从不因主流文化的忽视而消失。
  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,诗歌显得相对活跃,那是因为80年代是一个封闭的时
代,与其说诗歌成为中心,不如说是时代造成的假象。
    今天也有诗人为诗歌的位置感到焦虑,他们认为诗歌既然是精神高端,也应该
成为时代的核心。是的,诗歌确实居于文明的核心,但以边缘的方式。大巧若拙,
超以象外,得其环中。
   诗歌的边缘化很正常,在当代中国尤其正常。市场经济发展以来,一切与人民
币没关系的严肃写作、精神活动都被边缘化,不独诗如此,哲学、美学、社会科学
等许多不能兑现为货币的精神活动都边缘化甚至停滞了。 诗的边缘化,也不是因
为诗人清高,诗人里面想利用诗歌先富起来的也有其人,但是诗本身就决定它处于
世俗的边缘,想围着人民币转也转不了。
   我认为即便写诗、读诗的人越来越少,诗在中国也不会消亡。因为汉语本身就
是诗的语言,运用汉语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诗人。
    今天我们说汉语诗歌的困境,其实就是汉语的困境。汉语本就是诗的语言而非
工具性的语言,它不像起源于地中海的西方语言,本为了商贸而产生,贸易需要精
确清楚;汉语是用来招魂的语言,语义暧昧,有韵律感。中国从古代就被称为是诗
国,诗国,倒还不是因为这个民族多诗人,而是指汉语非常诗意。用汉语说话总是
免不了象征、隐喻、多义、暧昧。我以前说拒绝隐喻,就是深感汉语的这种宿命。
对于汉语诗人来说,隐喻是诗人的暴戾父亲而不是儿子。兰波要在法语中像上帝那
样创造语词,在汉语中不太可能,汉语的非历史性写作最多就是复活隐喻。所以我
一直认为,诗是对经验的复活,北岛以前也说过,处理好过去的经验就是好诗。
    在现代化过程中,很多民族都意识到自己的语言不适应现代化,不能精确表达
以适应契约、量化、贸易、科学等等。因而进行语言改革。如德国的宗教改革,路
德通过翻译圣经规范了德语就为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兴起铺平了道路。比如日本的明
治维新,引入片假名,加入现在时、过去时等时态、词格,对语言进行改造。日本
现代化的成功我以为与日语抛弃了汉语性有关。但悖论是,这也使日本没那么诗意
了。
    汉语没有经历这样的语言革命。却以几千年前的古老语言在最近40年中实现经
济起飞,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值得深思。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试图将汉语拉丁
化,但没有成功。普通话、简化字的推广,或许加快了汉语的速度,但没有根本改
变汉语的性质。
    在西方,现代化的背后是工具理性以及宗教信仰体系支撑,中国的现代化则仅
学习了工具理性的层面,精神性空乏,现代汉语变得贫瘠而实用。文革将汉语意识
形态化是一次贫乏。市场经济是另一种贫乏。贫乏,这是今天汉语最大的困境。汉
语是可以在丰富上无边无际的。汉语可以引进工业化,也可以引进莎士比亚和歌德。
这就是丰富。但这只是拿来的丰富,而在创造现代汉语上是很贫乏的。现代汉诗是
贫乏中最丰富的地带,但并未得到尊重。
    也许这并非汉语本身的困境,而是整个人类语言的困境。世界是走向单一的工
具化、理性化的所谓更科学、透明、简单的语言世界,还是继续那些古老的黑暗的
复杂的、乱麻般的、诗意的语言?这关系到人类向何种未来走去,是论语圣经之家
还是科学合同之家?是诗意之家还是概念之家,或者在这两个向度之间还有第三个
向度,既是诗意的,又是可以契约的?
    如今汉语面对两个选择:是继续向工具理性发展,适应现代化更多欲求,最后
水至清则无鱼,还是反思汉语这种古老语言何以能够在现时代逆流而在?也许在这
两者之间,有一条必须我们去找到的道路?这是今天汉语面临的最大困境,这问题
也属于诗人和诗。
    我以为今天汉语写作需要张扬的是汉语的原始神性。海德格尔说,“如若人通
过其语言栖居在存在之要求与召唤之中,那么我们欧洲人也许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
不同的家中。”汉字不是文明的工具,而是存在,汉字就是文明本身。今天的写
作,应当意识到汉语是一种最后的拯救力量。
    (此文于坚的部分与网络上的略不同,网络上的未经于坚审订。)

 
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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